項目的本質是一次性，而社會項目也不例外。很多社會項目屬於新嘗試，一些不確定性因素或會影響項目的成效。因此，如果項目團隊能夠在指定期間達到指定目標，已經可以被視為「交足功課」。但是，某些項目團隊可能把項目視為推動系統轉化（例如政策倡議）的契機，期望項目的成果能夠說服政策制定者改變相關政策。毫無疑問，這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但並非絕對不可行的。
Nesta 是英國一家推動創新的機構。根據其數年前所發表的研究報告，任何組織若對相關領域有豐富知識，但缺乏制度上的權力，便須採取和他人協作的策略(Collaborative Strategies) 以增加影響力，使當權者感受到轉化系統的迫切性。和他人協作策略主要有四大面向，當中包括建立聯盟(coalitions)、建立溝通機制(communications)、建立可信性和建立人才庫以掌握突然臨到的機會(contingencies)。
香港大學永續鄉郊計劃於2013年開始經營茘枝窩村活化計劃，在上述四方面均不違餘力：
1）在建立聯盟方面，透過舉辦不同活動（如領袖訓練計劃）和設計不同誘因（如「三斗種」社區培育計劃）凝聚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士，當中包括村民、來自商界和社福界的義工、本身並非村民的社區農夫、藝術工作者等，真正做到多贏。
2）至於建立溝通機制方面，香港大學幾乎每年舉辦一次和鄕郊活化有關的學術會議，供各方對鄕郊發展和保育感興趣的學者和社區人士進行深層次交流。
3）在可信度方面，荔枝窩村在2016年獲著名旅遊書籍評為十大亞洲旅遊景點第五位。於2017年，茘枝窩村活化計劃被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記錄在可持續發展方案數據庫中。
4）港大就鄕郊活化成立永續社區學院，舉辦不同類型的課程，為長遠鄉郊可持續發展建立人才庫。
上述第一、二及三點所提及的事情發生後，現屆特首於2017年施政報告中提出以荔枝窩村模式為藍本，活化其他鄕郊地區。雖然我們不能歸納出上述第一至三點和當時政府頒布鄕郊活化政策有直接關係，但即使以最保守態度分析，可肯定這三點和政策轉變起碼有間接關係。上述第四點發生在政策轉變之後，但對於支持其他鄕郊地區的活化方面絕對有正面作用。
最後，究竟以上的討論和社會效益評估有什麼關係呢？在我們提倡的評估框架中，有利條件(conditions)是一項重要的組成部份。建立有利條件有助達成項目的成果，甚至有助系統轉化。在營運社會項目的同時，建立有利於系統轉化的條件並把其作為社會效益的一部分展示出來，那怕最後未必能夠成功做到系統轉化，但也可向不同持分者展現我們長遠對相關社會議題的抱負。
李浩 (Samuel Lee)
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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